我记事时姥爷和姥姥已经退休了，小时候是姥姥和母亲一同照看我。我在寒暑假常常拜访姥姥家。四五十平米的房间，进门处的比那时的我还高的柜子上摆放着一尊观音菩萨和其它大大小小不认识的佛像，佛像前有新鲜的水果。表弟有一次经过门厅上厕所，看到这一幅幅陌生的面孔吓得走不动路，姥姥就安慰他说，这是善良的观音菩萨，如果你是好人的话，上天就会保佑你。姥姥一辈子信佛，从不吃猪肉，在患病前也从不喝牛奶。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坚定地相信勤劳善良就会获得幸福，她和我姥爷一起供养了三个孩子，支撑起一个美满的大家庭。姥姥退休领着退休金没有别的事情，就常常穿着粉红的衣裳，头上带着艳丽的花朵，和老太太们一起唱歌、跳舞。我依稀记得小时候姥姥抱着我给我看她新拍的照片。她患病后我时常会想起来那些姥姥抱着我用方言吟唱摇篮曲的日夜，可惜时过境迁，物尤此，人却不在了。

  姥姥心灵手巧，织了许多十字绣，在客厅就有她绣的弥勒佛和兰亭集序。姥姥或许没读过书不懂得兰亭所云为何，但王羲之的这份对生死的淡漠在姥姥踏实生活致富的观念下多少显得有些浮夸了。我小时候的毛衣和毛裤也都是姥姥做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姥姥不知在哪学会了用丝和铁丝做花，大概是把铁丝弯成花苞和花枝的形状，然后一层层把丝网套上去固定，不一样颜色的丝网叠加在一起就是一个颜色曼妙的花朵。有天姥姥坐着我们的校车去我们学校门口卖她做的花，那时我觉得她简直太给我丢脸了，我好几次路过她都装作不认识，第二天她就没有再去了。那时的我太愚蠢了，太无知了，当年多次路过都可狠下心佯装不识，而现在想见一面想闻其音已是不能了。

  我一直想写一个文章怀念姥姥，怀念她和姥爷、和那一个家庭走过的峥嵘岁月，这远不足以弥补从前的遗恨，但是写下，惟愿自己能常读，常念。

  姥姥的老家在陕西咸阳礼泉的农村，在媒人的介绍下认识了我的姥爷，那时我的姥爷在铜川煤矿打工，两人常年见不了一面。姥姥那时才十五六岁，家中条件不允许女娃上学，也有不准许女孩念书的观念，所以姥姥没念什么书，若不是后面的变故，或许要在农村做一辈子的农民。姥爷应允姥姥给她一个像样的婚礼、像样的出嫁仪式，姥姥就一个人从咸阳出发，走了三四十里路，坐了很久很久的车，只身前往铜川。但是姥爷那时也贫困潦倒，也就暂时放下了仪式，两人匆匆领证，拍了个黑白的结婚照，姥姥和姥爷都穿着布衫，唇齿间无不见烂漫与幸福。这张照片几十年来一直挂在姥姥的卧室，从农村的土房子，到城市的筒子楼，到职工楼，再到退休后厂里给分的楼。黑白的色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凝望着岁月的变迁，那些峥嵘岁月如何开启，又如何等来花开风来的春天。

  姥姥姥爷结婚后便有了一个女孩，本着家里要有男有女的想法，又有了我的小姨和舅舅。那是八十年代初期，姥爷还在铜川煤矿打工，村里已有许多男丁去城市寻求生计。煤矿里终年嘈杂黑暗，当时矿里面的安全性能条件欠佳，经常有人因此受伤，姥爷每天就在这样的刀尖上走路，为了每一个月微薄的收入。姥爷现在讲话声如洪钟，而且脾气很暴躁，与当年煤矿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煤矿工人终究无法让一家五口人饱腹，家里面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种庄稼。一年种两季，一季种麦子，一季种玉米。家里姥姥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还要兼顾农活，在农村都是很罕见的。村里人善良的会帮带孩子玩耍，但也有不善之流，趁姥姥不注意偷地里的粮食，姥姥一辈女流以一己之力怎可与之抗衡，只能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秋收之际，老大和老二两个姑娘都帮着姥姥分担农活，那时夏日将尽，村里面家家户户都忙着收玉米。姥姥就拉着三四米长，铁做的，很重的架子车，我在工地见过一次，建筑工人们用这样的车拉水泥瓦片，农村用这种车拉粮食。姥姥上一个大坡，再上一个小坡，走几里路到玉米地里去。大姑娘和二姑娘没那么大的劲，姥姥就让她们掰玉米，从晌午干到天快黑，姥姥就把掰好的玉米装在袋子里，用架子车拉回家。老大那时候十来岁，但小时候没吃好，营养不良，个子不高，在玉米地中来回穿梭，掰完两行玉米，脸上都是被玉米叶子划烂的红口子，彼时也不当回事，她现在脸红，同这也有关系。听小姨说玉米杆是甜的，虽说没有甘蔗那样清香，嚼玉米杆却总比来来掰玉米要清闲地多。她当时就趁姥姥不注意，坐在地里掰玉米杆吃。快天黑的时候姥姥到小坡上来发现姐姐把两行玉米都掰完了，而老二的玉米还好端端地挂着，马上气就上来了。老二也特别瘦小，大约七八岁，农村老太太都说个子只见往上长，不见横着长。那时，姥姥看着别人家的玉米地都搬完了，准备着耕地种小麦，自己家的玉米杆还那样高，怎么不着急。小姨现在回忆那时的场景仍是清晰，姥姥提着她的胳膊在地墚上打，姐姐在旁边吓得直流眼泪，让姥姥别打了，那是姥姥打她最狠的一次。小姨再论及此事还带着哭腔，或有对玉米杆香甜的怀念，或有挨打的委屈，但更多是歉疚当年不能懂事帮母亲分担一些活计。

  拉回去的玉米不能直接堆在家中，夏天封闭环境和温度高，不立即处理玉米就会发霉变坏，所以要把玉米外面的一层皮剥掉保存，让玉米粒接触到充足的空气，叶子不完全剥掉，留下两三个最里面的小片片，以便悬挂在村里的树上风干。村里有个哑巴，双手很灵活，人也甚是能干，在我们那叫做能抢。她或许是关念姥姥一个人的辛苦，晚上来帮忙把玉米用绳子捆绑在一起，编织成一大捆绳子挂在树上。三十余年过去了，姥姥一家至今还很感激这位善良的女子。

  姥姥有姐妹兄弟许多，有次姐妹上学交不起学费，她就让老大老二去大姨妈和二姨妈家借钱，大姨妈家约莫十里路，二姨妈家约莫五里路，老大还不到十岁，老二也只有七八岁。两个瘦瘦的小女孩就穿着薄薄的衫子，走泥泞的小路，抄近路去借钱。姨妈给了一张二十块钱，两个女孩把钱放在妈妈做的衣服口袋里，两人一路紧紧地攥着那二十元，走一会，看一眼，走一会，再看一眼，走十里路，不知看了多少次，就怕那张救命的票子丢了，她们就上不了学了。回到家再从口袋掏出来时，钱已被汗水浸得湿透。那时家里贫穷，却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学费原也不贵，于她们的家庭而言却很是沉重。村里也有一个只身带三个孩子的四川女子，她等着别人家杀猪卖了钱之后借了点过来，给姥姥家也分了一些。有了这点钱，几个孩子就可以上学了。那时还没有幼儿园，没有学前班，直接八岁上一年级。夏天刚过去那会，孩子们找爸妈要钱，在门口找老师把名一报就可以在村里的学校念书。

  日子就这样走了十余年，播种了二十余次，收获了二十余次，姥姥也从十几岁的少女渐渐步入中年，她的双手日益粗糙，皮肤日益黝黑，白天做着男人的活，晚上回家看管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结婚时带上的戒指表面已不光滑，带在粗壮的手指上略微显得有些小，后来或许改了尺寸，遗失了几次但都找回来了，我至今还记得她抱着我时搂着我肩膀沟壑纵横的无名指上的那抹金黄。

  1991年，姥爷从百里之外带来消息，说可以从铜川煤矿调回咸阳市上班。那时有两份工作可供选择，一份拿钱多，但是不能给家里人转城市户口，另一份工作能解决家人的城市户口，但是待遇工资不如前者。姥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村子里才建好了一间新的瓦房，才住不久，姥姥就带着三个子女前往咸阳谋生，一家五口终于团聚。离开农村的时候，村里的老人都说，离开农村就吃商品粮了，看着你们家也渐渐好起来了。

  姥爷是去陶瓷厂当职工，厂里主要生产瓷片儿，墙上贴的，座便器上面用的，厂里都能生产。姥爷在耐酸车间工作，主要维修一些机械设备。那时姥爷初来乍到，没有分到厂里的房子，还是和几个人合住一个宿舍。姥爷带几个孩子去宿舍，孩子们常年在农村挨冻，进城第一次见到暖气，彼时才知冬天也可以温暖如春。不知是太激动了还是房间温度太高了，进屋以后大家脸都是红彤彤的。姥爷也入乡随俗，他给孩子们说把没吃完的馍馍放在暖气片上烤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吃到干馍馍，果真别有一番风味。姥姥则在陶瓷厂区附近一个叫七里铺的地方租了七八平米的房子，后来一家五口都搬了进去，房子进去就是一个灶台，一个床，没有厕所，很是拥挤。

  家里收入靠我姥爷尚且不够，姥姥就想着法子给家里挣钱。她回到县城倒卖水果，卖草莓，卖桃子，卖苹果，一个农村妇女或许没什么知识也没什么技俩，就是简简单单凭借着自己的打拼赚钱。她一天从县里进购两三筐子，回来的时候满身都是白花花的桃毛，打半天打不掉。每次姥姥从县城进回来的货，新鲜的草莓红红的水灵灵的，但是孩子们都不敢吃，好的大的都要卖个好价钱。等到一天卖完，剩下一些没人要的不好的烂掉的草莓，姥姥说没事，拿着盆把烂草莓洗干净撒点糖就那么拌着吃了，桃子剩下的也都是软的烂的，皮发黑，把皮剥掉剩下的果肉也都将就着吃下去了。对于买草莓的人来说这些水果或许是茶余饭后可有可无的零嘴，对于草莓贩子来说可能意味着明天能不能吃饱饭。

  从农村来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咸阳市站住了脚，过了一两年，厂里给姥爷分了一套房子，新房子是单身楼，也叫筒子楼，面积和之前租的房子相当，房子里面没有厨房，大家都是在二楼的楼道做饭，水房在筒子楼的中间，外面是水房，洗漱洗衣服在水房，往里走是卫生间，味道有时飘得满楼道都是。挪了筒子楼以后，姥姥仍然没有工作，做生意也不似租房那会方便，姥爷就介绍姥姥去陶瓷厂里搬瓷砖，做男人的活。工作有总比没有好，机会也难得，姥姥就这样进了厂，也成为了一名工人。她所在的车间制造卫生瓷，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拿着夹子往车床上面搬运瓷砖，拿着那种很长的夹子，与在农村夹砖颇为相似。她后来工作调动被分配去给瓷砖上釉，简单来说她的工作就是来回拉架子车，里面很吵，环境很差，每天还要干很苦很重的活，实在拉不动，姥姥就从那个车间出来了。后来姥姥也是一直呆在厂里，在维修班钳工班做维修工作，处理锅炉故障或者设备上的问题。

  全家动荡的日子看似过去，生活也逐渐走向正轨，一家五口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也在城市里浅浅扎下了根。可在1998年，陶瓷厂受国有企业改制的影响，自身经营困难，厂子轰然倒闭。倒闭后，许多下岗工人自谋生路，有的选择做小本生意，有的选择去深圳打工。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国有企业的倒闭很常见。当年西北国棉七厂倒闭时，员工不愿接受现实，堵了一条马路，这样不处理问题，后来还堵了陇海线。在那时，每三个月或半年，都会有一家国有企业倒闭。别人家大都是独生子女，而姥姥家有兄弟姐妹三人，彼时下岗养一个孩子都不容易，更何况三个。为了糊口，两人不得不考虑谋生出路，重拾水果买卖，整日奔走于县城田间和咸阳市区，在县城收菜，收桃子，收苹果，在咸阳市的街头贩卖。最开始卖菜，凌晨四点多就去陈阳寨的蔬菜批市场，那里聚集了大量的下岗职工，都想着在这里能够讨一口饭吃为了进水果，两人买了辆三轮车，从市里拉水果，进小区卖。但是那几年城管管的很严，经常把三轮车没收了，以后也不归还。有次姥爷进屋休息，留姥姥看摊子，城管就把三轮车没收了，放到附近的一个体育场。姥爷去了就大吵大骂，咋都要把车子要回来。那些年，时常会和市场管理的人吵架。整天这样被追着跑也不行，两人就托人在家后门市场找了给八十公分到一米宽的一个小摊位，就在那里卖水果，过年的时候卖点瓜子糖。

  那时有个远房亲戚在税务局工作，有自己的司机和专车，他说能帮忙拉点货。姥姥就想着在西安进一些时兴的鞋子来卖。西北最大的批发商业市场时康复路，姥姥起初就在那里进拖鞋卖，后来进一些运动鞋，单鞋，布鞋，工人穿的胶鞋，生意做的大了之后就开始卖小皮鞋。厂里也分了新房子，面积比之前大一辈，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卫生间还在外面。

  老大和老二也逐渐长大，两人在单身楼租了房子，两口子和最小的兄弟在分的新房子住。老大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为父母分担。老二从前在农村上学，进了城成绩也很一般，学习跟不上，干点什么好呢？老二喜欢画画，想去西安美术学院学美术，但对于一个经济拮据的家庭，怎么供得起孩子读艺术类专业呢。就这样，老二上了护校，三年中专，后来在咸阳最大的医院工作，如今也小有成就。舅舅上高中时，姥姥姥爷经常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吵架，他想去海滨城市，并且一定要离家远远的，于是他就去大连读了大专。

  老大打工，老二老三上学，家里生意略有起色，平日逢年过节卖点应景的东西，过年的时候姥姥进了些对联卖。北方的冬天寒风刺骨，一阵风吹来，对联全都吹散，然后大家就趴在地上捡，别人高高兴兴买年货，他们还在为了生计满地找对联，找到了拿夹子一个个再夹上。过去那样卑微的生活，如今终于熬出来了。她是同一街道第一家卖对联的，当时对联进价两块，卖出去一张二十，一天有时能挣两千元，还卖鞭炮，进价一两毛，卖出去一两块。但是就在生意最好的那年，老家忽然传来噩耗，姥爷的母亲脑出血去世，来不及赶到家中，人已断气。过去人们常说老人走后三年，家中儿女不顺，自那以后生意萧条。十二生肖的对联当年卖不出去就全部作废，还积压了许多鞋子。儿女长大了，姥姥也上了年纪，三轮车蹬不动了，就改为拉货车，车上放两三个大箱子，在市场里来回穿梭。让别人拉一次两三块钱，为了生前姥姥自己拉，早晨五六点就起床进货。

  这些小本生意的钱终是供出了三个孩子，孩子也都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老人的摊位也就不开了。姥姥离开咸阳市来照看年幼的我，我长大了，姥姥又去大连照看年幼的表妹。三个兄妹在城市中体面地工作生活，姥姥也终于能享受清闲的退休生活。

  姥姥和姥爷一辈子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两口子凭借自己的双手，将五口之家从农村带到了城市，在城市扎了根。没有他们在城市的角隅打拼出来的一片小天地，怎有我今日的衣食无忧。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如今已上升至百分之六十四。这个数据后面是千千万万和姥姥姥爷一样艰苦打拼的人民群众，他们相信勤劳就能带来财富，善良就能带来幸福。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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